宝玉打开锦盒，里面的书册虽旧，却保存得极好，字迹娟秀，是手抄本。他翻了几页，见上面有不少批注，分析每篇文章的得失，尤其是对“如何将经义与实事结合”讲得极透。
“这太珍贵了。”宝玉抬头看黛玉，她的眼睛在晨光里亮闪闪的，像盛着星子。“林妹妹，你总是……”
“别总说这些。”黛玉打断他，指尖轻轻划过书页，“你看这篇《治蝗策》，作者没光说‘《诗经》有蝗灾记载’，而是写了‘如何组织村民挖蝗卵、设陷阱’，周大人不是说，策论要‘有办法，不是空喊口号’么？”
宝玉心中一动。他从前写策论，总爱堆砌典故，以为那样才显学识，却忘了最重要的“解决办法”。就像去年乡校闹蝗灾，若光说“古人如何如何”，蝗虫不会自己飞走，得像李老汉说的“趁晨露未干时扑打，事半功倍”才管用。
“我明白了。”宝玉拿起笔，在仿作题“论农桑与治国”下，写下三个词：“察实情，想办法，能推行。”
黛玉看着他的字，嘴角悄悄扬起：“周大人说，院试考的不是背书，是‘能不能把书里的道理变成能走的路’。”她顿了顿，声音轻了些，“我在扬州时，见农户种桑养蚕，得顺应天时，急不得，也懒不得。准备考试，大抵也这样。”
宝玉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觉得比任何典籍都管用。
（四）
巳时，宝玉如约去了乡校。李老汉正带着孩子们在打谷场上忙活，金黄的麦子堆成小山，脱粒机轰隆隆地转着，扬起的麦糠在阳光下像金粉。
“贾少爷，你来啦！”李老汉直起腰，黝黑的脸上全是汗珠，“正好，给孩子们讲讲，为啥打完的麦秸要翻晒三天才能堆起来？”
宝玉走到孩子们中间，拿起一束麦秸：“这就像写文章，写完不能立刻收起来，得晾晾，看看哪里‘潮’（不通顺）、哪里‘有杂质’（多余的话），翻晒三天，就是改三遍，改干净了，才能‘堆’（记）牢。”
孩子们似懂非懂，却听得认真。二柱举着个麦秸编的蚱蜢：“贾大哥，那你写的文章，改了几遍？”
宝玉笑了：“昨天那篇《麦收策》，改了五遍，柳大哥说还是有点‘潮’，今天得再改改。”
李老汉在一旁听着，捋着胡子点头：“做学问和种麦子一样，偷不得懒。当年我爹教我，‘一分力气，一分收成’，文章也这样，一分修改，一分成色。”他指着远处的田埂，“你看那片晚稻，长得慢，但颗粒实，院试的文章也别求快，求扎实。”
宝玉蹲下来，帮着孩子们把麦秸摊开，阳光晒在背上暖融融的。他忽然觉得，这些麦秸、谷穗、孩子们的笑脸，比案头的书本更能教会他如何写好那篇“论农桑与治国”。
原来院试这条路，不是埋首书堆就能走完的。它在田埂上，在打谷场，在黛玉递来的旧书里，在柳砚带来的莲蓬中，在每一个踏实生活着的人身上。
午时的日头正盛，宝玉带着一身麦香回到书房。案上的《南宋院试墨选》翻开着，黛玉的批注映入眼帘：“文章如农桑，需亲力亲为，方知甘苦。”他拿起笔，在仿作的草稿上写下开篇：
“治国如种桑，非独靠《齐民要术》之记载，更需知土壤之肥瘦、雨水之多寡、农人之辛劳。昔日见乡校收麦，始悟‘治大国若烹小鲜’，不在多言，而在多做。”
笔尖落在纸上，沉稳有力，再无往日的浮躁。宝玉知道，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的一个月，他还要像老农照料庄稼那样，日日打磨，夜夜琢磨，才能让这篇策论真正“饱满”起来。
窗外的蝉鸣不知何时起了，一声声，带着夏末的热烈，像是在为他鼓劲。砚台里的墨汁泛着光，映出他专注的脸庞，也映出一条通往院试的、踏实而漫长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