巨大的恐惧如同冰水，瞬间淹没了她的四肢百骸。
她扶着冰冷的帐篷支柱，才勉强站稳。
脑子里嗡嗡作响，一会儿是周明轩离别时那双沉稳而带着歉意的眼睛，一会儿是眼前不断抬下来的、血肉模糊的伤员，一会儿又是那平安符失去光泽后的死寂。
不行！不能在这里等下去！
一个前所未有的、无比清晰的念头在她心中炸开：她必须去前线！必须去找他！生要见人，死……不，不会有那个字！他答应过要回来的！
这个念头一旦生出，便如野火燎原，再也无法遏制。
她几乎是立刻行动起来。向上级打报告，陈述理由。
第一次，报告被驳回了，理由是前线战况激烈，医疗队伍已有安排，且过于危险。她没有争辩，默默地回到工作岗位，更加拼命地救治伤员，仿佛这样就能积攒下某种“功德”，换取一个奔赴前方的机会。
夜深人静时，她再次铺开信纸，第二次上书，言辞更加恳切，甚至带上了几分决绝，她列举了自己多年的战地医护经验，表示愿意承担最危险、最繁重的工作，只求能到最需要的地方去。
等待批复的日子，每一天都是煎熬。
她强迫自己吃饭、睡觉，维持着表面的平静，但眼底的红血丝和迅速消瘦下去的脸颊，瞒不过相熟的同事。
陈军医私下里找她谈过，叹着气说：“德花，我知道你担心周团长，可前线……唉，你要相信组织，相信同志们……”
德花只是低着头，轻声而坚定地说：“陈主任，我必须去。”
或许是她的坚持打动了上级，或许是前线确实急需有经验的医护人员，在她递交第三份申请后不久，批复终于下来了——批准她随下一批增援的医疗队，前往朝鲜前线。
消息传来时，德花正在给一名伤员换药。
她的手只是微微停顿了一瞬，然后以更快的速度、更稳的手法，利落地包扎好伤口。
没有欢呼，没有流泪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般的、带着悲壮意味的平静。
她开始飞快地收拾行装。
几件换洗的贴身衣物，一套厚实的棉军装（她还特意将之前囤的鸭绒鹅绒的羽绒服拆了塞在了里面），一些私人物品少得可怜，最重要的，是她那个从不离身的、看似普通的帆布医药包，里面除了常规的医疗器械和药品，还藏着几瓶用普通玻璃瓶装着的、高度稀释后的灵泉水，以及一些她利用空闲时间采集、炮制的止血消炎草药。
这些东西，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前线，或许能多救回几条命。
出发那天，天色阴沉，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着，仿佛随时都会砸下来。
兵站前的空地上，集结的队伍沉默而迅速。
德花背着自己的行囊，站在医疗队的队列里，听着带队领导简短而有力的动员。
寒风吹拂着她额前的碎发，露出光洁而紧绷的额头，那双清澈的眼眸里，此刻只剩下一种近乎执拗的坚定。
跨过鸭绿江时，已近黄昏。江面并未完全封冻，浮冰相互撞击着，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脆响，在寂静的暮色中传得很远。
大桥已被炸毁，他们需要从工兵部队临时搭建的浮桥上通过。
队伍拉得很长，每个人都在沉默地行走，只能听到脚下踩在木板和冰屑上的“嘎吱”声，以及寒风吹过江面的呜咽。
德花跟在队伍中间，小心地保持着平衡。
江风如刀，刮在脸上生疼，即使戴着厚厚的棉帽，耳朵也很快失去了知觉。
她深吸了一口冰冷的、带着硝烟和江水腥气的空气，回头望了一眼江北岸那逐渐模糊的祖国山河，然后毅然转过头，目光投向江南岸那被战火蹂躏的、白雪覆盖的苍茫群山。
过了江，才是真正艰苦行军的开始。天，彻底黑了下来，气温骤降。雪沫子混着冰粒，被狂风卷着，劈头盖脸地砸来。
山路崎岖陡峭，覆盖着厚厚的积雪，稍有不慎就会滑倒。
队伍行进得极其缓慢，常常是走几步，就要停下来等待前面的人通过险峻地段。
德花咬着牙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。她的体力在数年的艰苦磨练中早已远超常人，但背负着行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长途跋涉，依然让她感到吃力。
肺部像是被冷空气割裂般疼痛，双腿如同灌了铅一样沉重。但她不敢停，也不能停。每多耽搁一分钟，周明轩的危险就可能多一分。
夜间行军，不允许点火照明，只能借着雪地微弱的反光和前后战友模糊的身影，摸索前进。
不时有骡马失足滑倒的嘶鸣，和人员摔倒时压抑的闷哼传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