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拓语含痛惜，语气沉重：“彼时的文人墨客，动辄被抄家、流放、处死，甚至株连九族，无数优秀的学术着作被付之一炬、彻底销毁，无数有识之士被残酷打压、含冤而死，整个社会陷入思想僵化、万马齐喑的死寂局面，无人敢有独立思考，无人敢有创新言论。”
少年抬眸，不欲在这方面多说，转个方向接着缓声道：
“文人墨客只能潜心研习儒家经典，鹦鹉学舌、墨守成规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这种思想的禁锢，让华夏的思想文化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与倒退，难以产生新的思想火花，难以实现文明的革新与进步。”
“其三，儒教‘重道轻器’的固有理念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禁锢思维，成为阻碍科技发展的又一重要枷锁。”
王拓话锋微转，续道，语气坚定而有力道：
“儒教将学术明确分为‘道’与‘器’两大类别，片面认为‘道’是根本、是精髓，是儒家经典所蕴含的治国之道、修身之道、伦理之道，而‘器’是末节、是皮毛，是具体的技艺、科技与实用之术，不值得士大夫阶层花费时间与精力去研习、去探索。”
“这种片面的理念，让士大夫阶层彻底摒弃了对自然规律、科技技艺的探索与钻研，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儒家经典的背诵与解读之中，形成了‘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’的僵化认知，而这里的‘读书’，仅仅局限于儒家经典，其他任何学问，尤其是格物之学，都被视为‘旁门左道’，难以登大雅之堂，更难以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可与推崇。”
王拓接着补充道：“这种认知上的偏差与思想上的禁锢，让华夏的科技发展失去了最核心的推动力量，士大夫阶层不屑为之，民间学者难以为之，最终导致华夏的格物之学逐渐没落，科技发展陷入停滞，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。”
“比如明代宋应星所着《天工开物》，这部着作详实记载了当时华夏的农业、手工业技术，涵盖纺织、陶瓷、冶铁、造纸、印刷等诸多领域，内容详实、图文并茂，堪称华夏古代科技的集大成之作，更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科技与手工业发展的巅峰总结。”
王拓声线平缓，缓缓摇头，语气中已满是惋惜寻着前世的记忆缓缓说道：
“可由于儒教‘重道轻器’的禁锢思维深入人心，这本书被当时的正统儒士视为‘无用之书’，得不到任何重视与推广，甚至一度失传海外，直到近代才被重新发现、引入国内，这便是儒教禁锢思维对科技发展的严重阻碍，更是华夏文明的一大损失。”
语气微沉，涩声接续道：“这便是儒教禁锢思维对科技发展的严重阻碍，令人痛心疾首。除此之外，本朝的戴震，这位极具远见的学者，试图批判程朱理学的僵化与腐朽，主张‘经世致用’，强调务实学风，倡导探究自然规律、钻研实用之学，试图打破儒教的思想禁锢，为华夏思想与科技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。”
王拓稍作顿息，续道：“可即便他的思想极具进步意义，却遭到了正统儒士的猛烈攻击与无情诋毁，其思想被视为‘异端邪说’，难以广泛传播，甚至被刻意打压、边缘化，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儒教禁锢思维的根深蒂固、难以撼动，也让华夏打破思想禁锢、实现科技革新的希望，再次破灭。可叹老先生于京中郁郁而终。”
“其四，儒教的禁锢思维，还深刻体现在对社会阶层的固化之上，彻底扼杀了社会的活力与发展的可能。”
王拓继续诉说，声线沉缓清越道：
“儒教‘学而优则仕’的理念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，让底层百姓有了跻身士大夫阶层的机会，却也形成了‘士农工商’的森严等级秩序，将士大夫阶层视为最高等级，将商人视为‘末业’，极力打压商人地位，严格限制商业发展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