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照东晋使者的口气，这番册封可以说是东晋上下达成一致的结果。
慕容冲先让东晋使者回去休息，单于台的消息也传来了，正如慕容冲所料淝水之战结束后谢家权势达到了顶峰，一度有流言“谢与马，共天下”。
而司马曜为了稳固皇权，不断提拔司马道子这样的保皇派来分化谢家的权势。
直到此时谢安认为当前局势有利于东晋北伐一举收复失地，即便不能也可以将战线推进到黄河流域。
但是司马曜却担心北伐过后谢家权力极度膨胀最终威胁他的皇权，桓温当年之事又要重演。
所有对于北伐之事争论很大，谢安等人认为趁此时机北上，司马道子则是认为淝水战后晋国钱粮消耗过大，无力支撑大规模北伐，不如静观其变等北方势力两败俱伤时再北上。
争论来争论去，最终慕容冲都进入了双方视线。
谢安、谢玄主导的北伐派核心目标是“收复中原”，但受限于东晋皇权与世家制衡的体制，始终面临“功高盖主必遭忌”的致命隐患。
慕容垂占据邺城，手握二十万各族反秦联军，是北方最具威胁的势力。
其不仅吸纳库傉官伟、段崇等前燕旧臣，更凭借多年经营积累的威望，成为“兴复大燕”的名义核心。
东晋若单独北伐，需直面慕容垂主力，且淝水战后晋军虽胜但元气未复，两年仓促准备的兵力难以支撑两线作战。
而慕容冲在龙城称王，遥奉慕容暐为帝，天然占据“前燕正统”道德高地，可分流前燕旧部向心力，迫使慕容垂分兵防备北方，为晋军北伐扫清侧翼威胁。
谢安深谙“君以此兴，必以此亡”的道理：淝水之战谢家已总领内外军事，若再独力北伐收复中原，将彻底打破东晋“皇权与世家共治”的平衡，触发司马氏皇权与太原王氏等世家的联合打压。
联合慕容冲后，北伐可形成“晋军正面推进+慕容冲侧翼呼应”的格局，战功由“谢家+慕容冲”共享，可以降低谢家独揽功名利禄的风险。
慕容冲早年南逃时受谢安庇护十余年，双方存在私交基础；此次册封“辽东王”并沿用“慕容廆、慕容皩旧制”，实则是延续东晋对前燕的“羁縻传统”。
既承认慕容冲的平州统治权，又以“晋臣”名分约束其行为。同时只要可以压制慕容垂，东晋的名义统治区将占天下三分之二。
而司马曜、司马道子的核心诉求是“强化皇权、削弱谢家”，北方乱局为其提供了借外部势力制衡内部对手的契机。
一方面，通过册封慕容冲认可其势力，鼓励其北上牵制慕容垂，使谢家北伐失去“紧迫性”。另一方面，若慕容冲与慕容垂陷入长期混战，东晋可坐收渔利。
司马道子清楚慕容冲与谢家的旧情，但更明白慕容冲“兴复大燕”的终极目标与东晋“收复中原”的诉求存在根本冲突。此次册封慕容冲就是在为慕容冲与谢家决裂埋下钉子。
尽管两方动机不同，但对“必须联合慕容冲”形成共识。
慕容冲是前燕景昭帝慕容俊之子，身份远高于“叛燕投秦”的慕容垂，遥奉慕容暐为帝的操作更占据“兴复大燕”的道德高地，可有效分化慕容垂麾下的前燕旧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