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4年6月，大连的海风带着初夏的燥热，吹进了甘井子区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，孔庆卓就在这样一个寻常的日子里降生了。彼时的大连，正处在国企蓬勃发展的年代，他的父母都是当地一家大型国营机械厂的职工，捧着人人羡慕的“铁饭碗”，日子不算大富大贵，却也衣食无忧。或许是父母的过度溺爱，或许是成长环境的安逸，孔庆卓从小就没养成半点吃苦耐劳的性子，反倒染上了好吃懒做、游手好闲的坏毛病。
小时候，别的孩子在外面疯跑玩耍、帮家里做家务，孔庆卓却总躲在屋里吃零食、睡懒觉，上学时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作业从不按时完成，成绩常年在班级倒数。父母也曾打骂过、劝说过，可他左耳进右耳出，依旧我行我素。久而久之，父母也渐渐失了耐心，索性放任不管，任由他在街头巷尾游荡，和一群不学无术的孩子混在一起，抽烟、逃课、打架斗殴，成了街坊邻里眼中名副其实的“问题少年”。
转眼到了成年，靠着父母的关系，孔庆卓顺利进入了当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，和父母一样端上了“铁饭碗”。彼时的国企，工作稳定、福利优厚，每月工资按时发放，还有各类补贴，在当时绝对是人人羡慕的好工作。可这份别人求之不得的工作，在孔庆卓眼里却成了“煎熬”。他吃不了车间里的苦，受不了流水线的枯燥，更不愿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，每天上班要么消极怠工，要么偷偷溜出去闲逛，没过多久，就因为多次旷工、工作懈怠被领导约谈。
面对领导的批评教育，孔庆卓不仅没有悔改，反而觉得委屈，心里暗自盘算：“凭我这条件，何必在这里受这份罪？”没过多久，他就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，毅然递交了辞职报告，彻底告别了国企的工作，成了一名无业游民。辞职后的孔庆卓，没有丝毫危机感，反而觉得一身轻松，从此彻底放飞自我，在大连的街头东游西逛，白天在游戏厅、录像厅消磨时间，晚上就和一群狐朋狗友喝酒闹事，日子过得浑浑噩噩。
虽说孔庆卓好吃懒做、不求上进，可上天却给了他一副好皮囊。他身高一米八以上，身材挺拔，五官俊朗，浓眉大眼，皮肤白皙，平日里再稍微收拾一下，显得仪表堂堂、风度翩翩，走到哪里都备受女孩子们的青睐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标准的“帅哥”，哪怕他一事无成，也总有女孩子主动靠近。这一点，也成了孔庆卓日后投机取巧、不劳而获的资本。
辞职后的日子，起初还算潇洒，可手里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，父母也不愿再无休止地接济他，孔庆卓第一次因为生计犯了愁。他没什么一技之长，又吃不了苦，不愿去工厂打工，也不愿做那些辛苦的体力活，整天愁眉苦脸，琢磨着怎么才能不劳而获，既能享受生活，又能轻松赚钱。
上世纪90年代末的大连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各类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练歌厅、舞厅、酒吧遍地开花，成为当时年轻人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，也滋生了一些特殊的职业群体。孔庆卓整天在街头游荡，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。看着那些练歌厅里进进出出的人，他突然眼前一亮，心里冒出了一个歪主意：“我长得这么帅，何不利用自己的外表，去那些练歌厅里，找那些以陪伴客人娱乐为生的女孩子寻寻乐子，顺便从中弄点钱花花？”
这个念头一旦产生，就像野草一样在孔庆卓的心里疯长。他觉得，这是一条既能享受美色，又能轻松赚钱的捷径，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于是，在1998年4月初的一天，孔庆卓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，换上了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，梳了一个利落的分头，喷了点廉价的香水，收拾得人模狗样，然后径直朝着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家名气不小的练歌厅走去。
彼时的练歌厅，灯光昏暗，音乐嘈杂，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和酒精的味道，震耳欲聋的歌声夹杂着人们的欢声笑语，一派纸醉金迷的景象。孔庆卓的双脚刚刚踏进练歌厅的大门，就立刻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，尤其是几个正在大厅里等候客人的女孩子，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他的身上，眼神里满是好奇和好感。
其中，一位穿着时髦、妆容精致的女孩子率先迎了上来，脸上堆着热情的笑容，一口一个“帅哥”叫得格外亲热，语气里满是讨好。“帅哥，第一次来呀？要不要我陪你唱歌、跳舞？”女孩子笑着问道，眼神里带着几分妩媚。这位女孩子，就是王丽，当时23岁，大连本地人，常年在这家练歌厅以陪伴客人唱歌、跳舞为生，为人精明，也有些虚荣。
孔庆卓见王丽主动上前，还长得有几分姿色，心里顿时喜不自禁，脸上立刻露出了暧昧的笑容，顺势答应道：“好啊，那就麻烦你陪我玩玩。”就这样，王丽陪着孔庆卓找了一个包间，点了酒水和歌曲，两人便开始唱歌、跳舞。
跳舞的时候，孔庆卓故意将王丽紧紧地搂在怀里，感受着她身上的香气，一边用低沉温柔的语气和她唠着家长里短，一边说着各种甜言蜜语，逗得王丽心花怒放。他很会说话，懂得揣摩女孩子的心思，知道王丽喜欢听什么、想要什么，几句贴心话下来，就彻底拉近了和王丽的距离。
几支曲子下来，孔庆卓就不动声色地把王丽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。他得知，王丽是大连本地人，家里条件一般，早早地就出来打工，因为没什么一技之长，就选择在练歌厅里谋生，靠着陪伴客人唱歌、跳舞赚取收入，平日里省吃俭用，手里也攒了一点小钱，而且她性格单纯，容易动情，正是孔庆卓所需要的那种人。
摸清了王丽的底细后，孔庆卓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。他开始利用自己帅气的外表和甜言蜜语，频频向王丽发动爱情攻势，每天都来练歌厅找王丽，陪她唱歌、聊天，给她买小礼物，对她百般体贴、万般温柔。王丽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被这么帅气、这么体贴的男人追求过，很快就被孔庆卓的花言巧语所迷惑，彻底沦陷在了他的温柔乡中。
没过多久，王丽就主动提出，要和孔庆卓同居。为了能和心爱的“白马王子”长相厮守，王丽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攒下的积蓄，在大连市市区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，精心布置了一番，然后带着孔庆卓搬了进去。自从和王丽同居以后，孔庆卓就彻底过上了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神仙日子。
王丽对孔庆卓百般宠爱，简直把他当成了祖宗一样伺候。平日里，孔庆卓什么活都不用干，每天除了睡觉、吃饭，就是出去闲逛、打游戏，所有的吃穿用度，包括房租、水电费，全都是王丽负责承担。不仅如此，王丽每次陪客人赚了钱，都会拿出一部分给孔庆卓当零花钱，让他出去玩乐，从不舍得让他受一点委屈。孔庆卓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王丽的付出，丝毫没有愧疚之心，反而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1998年4月27日，天气格外晴朗，孔庆卓像往常一样，一大早就跑到了市内的一家游戏厅，沉迷于打游戏机。当时的游戏厅，摆满了各类游戏机，老虎机、拳皇、三国志应有尽有，是无业游民们消磨时间的主要场所，也是不少人投机取巧、妄图一夜暴富的地方。孔庆卓一开始运气不错，赢了几十块钱，可越玩越上瘾，越玩越贪心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不仅把赢来的钱全部输光，还倒贴了500多块钱。
要知道，1998年大连企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也就8000多块钱，月均工资不到700块，500多块钱相当于一名普通职工大半个月的工资，对孔庆卓来说，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输光了钱的孔庆卓，心情格外烦躁，脸色阴沉得可怕，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，连晚上吃饭的钱都没有着落。
当天晚上12点，练歌厅快要打烊的时候，孔庆卓急匆匆地赶到了王丽坐台的歌厅，等着接她下班。一见到王丽，孔庆卓就急切地迎了上去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耐烦和催促：“你今天坐没坐台？赚了多少钱？”王丽被他问得一愣，随即有些愧疚地低下了头，小声说道：“今天生意不好，没接到几个客人，一分钱都没赚到。”
听到这话，孔庆卓的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，脸上的不耐烦毫不掩饰，语气也变得生硬起来：“没赚到钱？你怎么回事？连点钱都赚不到，我今天输了500多块，你让我怎么活？”看着孔庆卓一脸沮丧、怒气冲冲的样子，王丽心里顿时感到十分愧疚和自责。她觉得，自己没能赚到钱，让心爱的人受了委屈，没能满足他的需求。
一路上，王丽都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心里一直在琢磨：“怎么才能让自己心爱的人有钱花呢？我不能让他受委屈。”她想了一路，终于想出了一条“妙计”。回到出租屋，王丽看着依旧一脸不高兴的孔庆卓，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咬了咬牙，凑到他身边，小声说道：“庆卓，我有个办法，能弄到钱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孔庆卓一听有钱赚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连忙问道：“什么办法？快说！只要能弄到钱，什么办法都行！”王丽深吸一口气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也是和我一样，在练歌厅里谋生，她叫朱芳芳，人长得水灵，而且干这行的时间长，平时不仅穿金戴银，手里还积攒了不少钱。我们可以找个机会，把她骗到咱们家里，弄点安眠药让她喝下去，等她迷糊睡着以后，就把她身上的钱和首饰都拿走，这样咱们就有钱花了。”
孔庆卓听完，眼睛里闪过一丝贪婪和狠厉，他稍微犹豫了一下，想到自己输了的500多块钱，想到平日里花钱的潇洒，很快就下定了决心：“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！只要能弄到钱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！”随后，他又急切地问道：“那咱们什么时候下手？怎么骗她过来？”
王丽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明天中午我给她打传呼，就说我租了新房子，邀请她过来做客，顺便陪我聊聊天、逛逛街，她为人单纯，肯定会答应的。”彼时，寻呼机正是最流行的通讯工具，“有事CALL我”是当时最时髦的说法，全国寻呼用户在1998年已经达到了6546万，成为世界上寻呼机用户第一大国，王丽和朱芳芳也都配有寻呼机，平时联系全靠它。
第二天中午，王丽果然按照约定，给朱芳芳打了传呼，语气热情地邀请她到自己的出租屋里做客，还说要陪她去商店买东西。巧合的是，朱芳芳当时正好打算去商店买些生活用品，接到王丽的传呼后，没有丝毫怀疑，立刻回了电话，愉快地答应了王丽的邀请，两人约定好了下午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
当天下午，王丽早早地就出门了，在约定的地点和朱芳芳碰面。两人见面后，相谈甚欢，王丽热情地拉着朱芳芳的手，陪着她一起去商店买东西，给她挑选了一些小礼物，表现得十分贴心，丝毫没有露出任何破绽。朱芳芳更是毫无防备，一边和王丽聊天，一边挑选着自己需要的东西，完全不知道，一场致命的危机正在向她悄然逼近。
下午3点左右，两人买完东西，王丽便带着朱芳芳朝着自己的出租屋走去。走到出租屋楼下的小卖店时，王丽借口说要给孔庆卓打个传呼，让他在家准备一下，然后走进了小卖店。她拨通了孔庆卓的寻呼机，留下了约定的暗号，告诉孔庆卓朱芳芳已经来了，让他暂时从出租屋里躲出去，等她的信号再进来。
孔庆卓收到传呼后，立刻按照约定，从出租屋的后门躲了出去，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，静静等候着王丽的信号。王丽打完传呼后，便走出小卖店，拉着朱芳芳的手，笑着说道：“走吧，咱们上去，庆卓在家等着咱们呢。”朱芳芳没有丝毫怀疑，跟着王丽一起上了楼，走进了出租屋。
进屋后，王丽热情地招呼朱芳芳坐下，给她倒了一杯水，然后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瓶事先放了安眠药的露露饮料，递到朱芳芳面前，笑着说道：“芳芳，刚逛完街，肯定渴了吧？喝点露露，解解渴。”朱芳芳哪里知道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，接过饮料后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拧开瓶盖就一口气喝了一大半。
而王丽，则拿起一瓶没有放安眠药的露露饮料，坐在朱芳芳身边，一边喝着，一边热情地和她唠着家常，询问她最近的生意怎么样，有没有遇到什么烦心事，语气亲切，神情自然，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。朱芳芳喝完半听饮料后，没过多久，就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哈欠连天，浓浓的困意席卷而来，眼皮沉重得快要抬不起来。
王丽见状，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，随即又装作十分关心的样子，假惺惺地对朱芳芳说道：“哎呀，芳芳，看你困成这样，肯定是最近太累了，快上床上去休息一会儿，等你醒了咱们再聊。”朱芳芳一开始还强撑着，摆了摆手说道：“不用不用，我不困，再陪你聊一会儿。”
可她终究没能抵御住困倦的强烈侵袭，眼皮越来越沉，脑袋也越来越晕，说话都变得有气无力。在王丽的反复劝说下，朱芳芳又喝了几口剩下的饮料，最终再也撑不住了，点了点头，在王丽的搀扶下，走到卧室的床上，躺下后没多久，就沉沉地睡着了。
看到朱芳芳彻底睡着后，王丽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急切，立刻起身，快步走到屋门口，轻轻推开房门，朝着躲在外面的孔庆卓招了招手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快进来，她睡着了！”孔庆卓听到声音，立刻从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，快步走进了出租屋，眼神里满是贪婪和急切，径直朝着卧室走去。
两人走进卧室后，王丽立刻拿起朱芳芳放在床头的黑色皮包，迫不及待地翻了起来，想要找到里面的钱和首饰。可就在这时，朱芳芳被王丽翻包的窸窸窣窣的声音突然惊醒了。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看到王丽和孔庆卓两个人正围着自己的包，手忙脚乱地翻着，顿时清醒了大半，虽然身体依旧虚弱，有气无力，却还是挣扎着喝问道：“你们……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为什么翻我的包？”
做贼心虚，这句话一点都不假。听到朱芳芳的问话，孔庆卓顿时慌了神，他没想到朱芳芳会这么快醒来，一时之间乱了阵脚，生怕朱芳芳大喊大叫，引来邻居的注意，暴露他们的阴谋。慌乱之中，他目光一扫，看到了床底下放着一块砖头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弯腰捡了起来，朝着朱芳芳的头上和脖子上狠狠砸了过去。
突然受到袭击，朱芳芳疼得大叫起来，拼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，想要从床上爬起来，想要呼救。王丽见状，也慌了，连忙上前，死死地按住了朱芳芳的双腿，不让她挣扎，嘴里还不停地喊道：“庆卓，快，快点，别让她叫出声来！”
孔庆卓此时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，他一边死死地按住朱芳芳的身体，一边用砖头不停地砸着她的头部，直到朱芳芳的挣扎越来越微弱，叫喊声也越来越小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不放心，又和王丽一起，拿起床上的棉被，紧紧地捂压在朱芳芳的脸上，死死地按住，不让她呼吸。
就这样，两人足足捂压了朱芳芳十几分钟，直到感觉到朱芳芳的身体彻底失去了挣扎，没有了呼吸，才缓缓地松开了手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探了探朱芳芳的鼻息，确认她已经断气后，两人都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脸上满是恐惧和慌乱，浑身都在不停地发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们才渐渐镇定下来，眼神里的恐惧被贪婪取代。
随后，两人再次拿起朱芳芳的皮包，仔细地翻了起来，把里面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了出来。经过清点，他们一共抢走了朱芳芳随身携带的800元现金，两条金项链，一条金手镯，还有一部爱立信牌手机，这些财物加起来，当时的价值足足有4500元人民币，相当于一名普通职工半年的工资。
抢完财物后，两人深知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，杀了人，一旦被警方发现，必死无疑。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，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，他们不敢有丝毫停留，立刻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，带上抢来的财物，连夜逃离了出租屋，决定远走高飞，找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躲藏起来。
第二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两人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大连的长途汽车站，坐上了早上6:30前往沈阳的客车。一路上，他们提心吊胆，不敢和任何人说话，眼神里满是警惕，生怕被别人发现异常。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，他们终于到达了沈阳。到了沈阳后，他们不敢停留，立刻换乘火车，朝着更远的上海逃去。
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，两人终于到达了上海。上海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，人口众多，鱼龙混杂，想要隐藏两个人的行踪，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。他们在上海找了一家偏僻的小旅馆，暂时住了下来，打算先躲藏一两天，观察一下情况，再做下一步的打算。
可两人身上的钱有限，坐了一路的车，又住了旅馆，很快就所剩无几了。为了维持生计，也为了继续供孔庆卓吃喝玩乐，王丽只能再次重操旧业，在上海的一家歌舞厅里，继续以陪伴客人娱乐为生。她每天拼命地工作，赚来的钱全部都交给孔庆卓，供他吃穿用度，毫无怨言，甚至不惜委屈自己，满足孔庆卓的一切要求。
虽然孔庆卓在上海衣食无忧，不用干活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还有王丽伺候着，但他的心里却十分不安，整天提心吊胆，度日如年。他害怕自己杀人的事情会被警方发现，害怕有一天会被警察抓回去，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，晚上经常做噩梦，梦见朱芳芳来找他索命，梦见警察来抓他。
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，孔庆卓就再也忍不住了，他觉得两个人一直待在一起，目标太大，太容易被发现，迟早会出事。于是，他找到王丽，脸色凝重地说道：“丽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咱俩一直待在一起，太危险了，迟早会被警察发现的。不如咱们分开躲，你先在这里干着，我去贵阳找我的朋友廖莎莎，在她那里躲些日子，等风头过了，我再回来找你。”
王丽听到孔庆卓的话，心里顿时一阵难过，她舍不得和孔庆卓分开，可她也知道，孔庆卓说的是对的，两个人待在一起确实太危险了。她强忍着泪水，咬了咬牙，勉强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听你的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千万要小心，等风头过了，一定要记得回来找我。”
就这样，孔庆卓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带上一部分抢来的财物，离开了上海，登上了前往贵阳的火车。在火车上，孔庆卓给远在贵阳的廖莎莎打了一个电话，告诉她自己要去贵阳，让她到火车站去接自己。廖莎莎是孔庆卓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子，一直对孔庆卓颇有好感，听到孔庆卓要来贵阳，立刻欣然答应，满心欢喜地等着他的到来。
或许是上天眷顾，或许是巧合，孔庆卓刚到贵阳火车站，下车后，在人群中拥挤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张身份证。他弯腰捡了起来，仔细一看，顿时眼前一亮，身份证上的照片，竟然和他的相貌十分相似，眉眼、脸型几乎一模一样，不仔细看，根本分辨不出来。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晚树晨，是黑龙江省海伦市人，年龄也和孔庆卓相差无几。
孔庆卓拿着这张身份证，心里暗暗窃喜，他觉得，这简直是上天给她的机会，有了这张身份证，他就可以彻底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以晚树晨的名义活下去，再也不用担心被警方发现了。他小心翼翼地把身份证收好，揣在怀里，然后朝着火车站出口走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