拒绝的念头只在脑海中一闪而过，便被更强大的理性压下。
他知道自己现在最需要什么。尊严在生存与发展的迫切需求面前，必须让步。他需要这些钱去打点，去铺路，去收买哪怕最低微的眼线，去换取那一点点可能的信息和方便。
他不能一直被动挨打，他需要主动去观察、去了解这个庞大的宫廷机器是如何运转的，哪怕只是最边缘的齿轮。
他收下了银子，没有多余的话，只让小路子传回一句：“告诉她，银子我用在刀刃上。她的情，我记着。”这句话，与其说是感谢，不如说是一份沉重的承诺，一份将彼此命运更紧密捆绑的宣告。
有了这笔初始的“资金”，弘历那些小心翼翼的布局，得以稍稍加速。
一些原本只是意向的联络变得稳固，一些原本无法进行的打点得以实施。虽然过程依旧如履薄冰，成效也缓慢得令人心焦，但毕竟是在向前移动。
时间在无声的积累与蛰伏中流逝。
弘历的学识更加渊博，气质愈发沉稳内敛，偶尔在不得不出席的场合露面，虽依旧沉默寡言，但那份超越年龄的沉静与偶尔精辟的见解，还是开始引起一些有心人的注意。
他不再接受曦月后续试图送来的银钱，当自己通过一些极其隐秘的渠道（例如利用早年埋下的关系参与一些边缘但合法的“投资”，或接受某些眼光长远的汉官极其隐蔽的“资助”）获得了一些稳定进项后，他开始反过来，通过绝对可靠的途径，定期给宫外的高曦月送去补品、药材、书籍甚至一些精巧却不惹眼的小物件。
他送去的，不只是东西，更是一种无声的宣告：我在努力站稳，我在变得有力，终有一日，我不再需要你的庇护，反而能成为你的倚仗。
命运的转机，往往在不经意间降临。雍正八年左右，宫廷格局发生微妙变化。
莞嫔甄嬛已废妃之身回宫，前朝后宫都觉得不妥，皇上不想她被议论，便以他生母生下他后出宫祈福现回宫为由重新迎接她进宫。
养母是地位尊崇的熹妃，这对弘历而言，意义非凡。
他不再是那个“没娘的孩子”，在宫规礼法上，他有了名正言顺的、地位崇高的依靠。
虽然他与这位“额娘”之间并无多少母子温情，更多是利益结合的相互需要与谨慎维持的礼数，但这层身份，如同一道护身符，也如同一块跳板，让他正式进入了雍正帝的视野——尽管可能依旧模糊，且远不如自幼备受瞩目的三阿哥弘时光彩夺目。
他开始更频繁地被皇帝问及功课，偶尔会被指派一些无关紧要的差事去历练。赏赐比以往多了些，宫人太监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而现实的转变，那份明目张胆的怠慢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表面的恭敬。
弘历清醒地知道，这一切并非源于父皇对他突然萌生的父爱，而是他“熹妃养子”这个新身份带来的附加值。
他依旧如履薄冰，对熹妃恭敬有加却不过分亲近，对皇帝的每一次垂询都精心准备、回答得滴水不漏，对周围的讨好与试探保持距离。
他像一只刚刚获得有限活动范围的困兽，谨慎地评估着新环境中的每一条规则、每一个潜在的危险与机会。
然而，“养子”的身份并未带来真正的自主。他依旧受制于人，无论是日常用度、身边人事，还是……人生大事。比如，婚事。
皇子婚配，从来都是政治棋盘上的重要落子，是巩固皇权、联络勋贵、平衡朝局的手段。
弘历的婚事，自然轮不到他自己做主，甚至连熹贵妃，也需遵从皇帝的意志，并考量前朝势力的博弈。
当议婚的风声隐约传来时，弘历心中并无多少期待，只有一种冷眼旁观的审视与计算。
他知道，自己的嫡福晋，将是未来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枚棋子。
也正是在这几年间，宫外的高家，因高斌的实干与机遇，迎来了飞跃。高斌在河道总督任上，治理水患卓有成效，深得讲究实务、看重河工的雍正帝赏识。
更关键的是，高斌不知从何处改良并大力推广了“水泥”（此时或称“洋灰”、“土敏土”）的应用于水利工程，使得堤坝、闸口更加坚固耐用，成效显着，这“水泥之功”成为他仕途上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在推崇技术实效的雍正朝，此功非同小可。
雍正十一年，嘉奖高斌治河功绩的旨意下达，不仅高斌本人官位擢升，备受荣宠，雍正帝更特旨，将高斌全族抬出内务府包衣籍。
这一抬旗，意义重大，意味着高家从此摆脱了皇室奴仆的出身，成为了正经的旗人官宦世家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。